摘要

中國足球的崛起

1990年代的改革和發展

2002年世界杯的成功

Beyong的詳細介紹？！

他們提供的網站上都可以找到很多東西，我看了許多歌迷寫的文章，最喜歡的是一位歌迷對《海闊天空》的闡釋，與你共同分享：有人說《海闊天空》是家駒一生的寫照，也看過好多關于《海闊天空》這首歌而引發的感受，但是我總覺得家駒還是在向我們訴說著什么，這首歌的深邃還沒有被發掘殆盡，因為家駒的意境實在是太深了，現奉上我對這首歌的感覺，用這滄海中的一粟，來向大家展示一下我所感受的這首歌的含義。 今天我 寒夜里看雪飄過想想當年的樂壇，只有beyond堅持著原創，堅持著自己的理想，香港的那種環境，就仿佛像是寒夜，看不到方向，這句詞，我總覺得有這樣的含義，雪，引申的是家駒的淚，所以我的理解是家駒在香港對這種惡劣的創作環境，感到無奈的嘆息和寒心，流下了無奈的寒淚。 懷著冷卻了的心窩漂遠方這句話就表明了家駒的寒心和無奈，為了自己的理想，只有收拾起自己的熱情，無奈的遠去日本尋求更大的發展，但是我還覺得家駒去日本，是要把這些美好的歌帶給更多的人去用心傾聽，去用心體會，因為他在呼喚和平與愛，不息的奮斗，自我的成就……他要為這個世界帶來更多更好的東西，美好的東西總是沒有國界的，是人類文明的瑰寶，而家駒和beyond，則是當之無愧的東方寶藏！風雨里追趕 霧里分不清影蹤寫到這里，我就想到那首《城市獵人》中的“冷漠霧在這晚邁向他”，家駒為了自己的理想，經歷了多少風風雨雨，承受了多少挫折和創傷？在香港的地下樂隊時代，看著無奈的香港樂壇，也曾有過迷茫，不知道前面是哪方吧？也曾考慮過，是否遠去日本，離開那些熱愛他的歌迷，離開它所熱愛的故鄉，是否真的是正確的？日本是否能容得下他的理想，接受他的音樂有太多太多的問題縈繞在他的腦海，所以有感而發出了這句。 天空海闊你與我 可會變(誰沒在變)這句話是在問我們所有的人，可會為了身邊的事物而改變自己的信念，自己的理想，自己的一切？這種改變，是否是自己期望的那樣？這種改變，是否是自己能夠控制得了的？，就象家駒無奈的遠去日本尋求更好的發展，就像家駒的離去，誰可以改變？唯可嘆造物弄人，所以最后有了“誰沒在變”。 多少次 迎著冷眼與嘲笑這句詞，讓我想起看過的舊版的《午夜怨曲》的mtv中推銷自己的音樂時被拒絕的片斷，當beyond未出名時,為了自己的理想，為了自己的音樂，承受了多少非議？多少冷嘲，當時乃至現在玩音樂，仍有多少被正眼瞧過？更何況是rock?很多人把玩搖滾的人看作是頹廢的廢物，沒有用的人，沒有前途的人，《莫欺少年窮》里面扮演世容岳父的那個人不就正是這樣的代表么？從沒有放棄過心中的理想“堅持信念，迎接挑戰，只向前永不倦”，這句話用在這里正好能襯托出這句的含義，正因為家駒從沒有放棄理想，做著他認為他本人作為年輕人而應該做的事，才為我們展現了他那光輝的一生、傲人的風采、不滅的精神，留下了那么多寶貴的東西……一剎那恍惚若有所失的感覺這種感覺，應該包含了告別故鄉，告別熱愛他的歌迷，不知道在遠方所作的努力，是否能得到認可，不知去了日本，是得到的多，還是失去的多等等許許多多復雜的思想感情的交織。 不知不覺已變淡 心里愛(誰明白我)我原來覺得這句話好難揣摩，因為它下面緊接著“心里愛”，我弄不明白家駒為何會說心里愛會變淡，但是我在回過頭來換一種思維方式想想的時候，一切豁然開朗，這句話其實是接上面一句的，是說家駒隨著創作的過程一點一點的不再猶豫，不再感傷，那種憂郁的心情慢慢的變淡了，消散了，剩下的是對所有人的愛的回應，用他的音樂來回應每個人對他的愛，用他的奮斗的結果來愛每個人對他的愛，最后的“誰明白我”是指他的遠去是為了能夠更好的報答所有愛他的人，期望他們能明白他是那么的熱愛所有的人，希望他們能明白自己的苦心。 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這句話我的感覺是家駒向所有愛他的歌迷的告白，原諒他告別了香港，遠渡重洋，因為香港的環境沒有辦法容納他的理想，他的自由，而他也說過：“自由是我的愿望，如果旁人不干涉我干任何事，多好！”而當時的香港，有太多的條件和因素限制、阻礙了他的理想，所以他只好重新選擇一個地方，去實現自己的理想，也是為了他的音樂能夠沖出香港這個玻璃箱，走向世界。 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這句話，大家都看作是家駒隕落的先兆，而我覺得家駒是在說，他和我們一樣，也是有血有肉的人， 也渴望著成功， 也害怕自己那么的努力得不到認同，得不到理解，看看《再見理想》、《誰伴我闖蕩》這些，這些都或多或少的透露過家駒的這種心態，因為他太愛音樂，太愛那些深愛著他的歌迷，所以他怕他的努力不夠回報那些他愛著的和愛著他的人，“忘掉一切煩惱，表現要到最好！”，這個“最好”，讓家駒不息的在努力，在回報所有人對他的愛。 背棄了理想 誰人都可以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OH!YEAH!)有人說這句話表達了家駒對早先 rock&roll樂隊風格的改變的看法，表明了他想恢復樂隊的風格，我認同這種觀點，但我覺得剖析的不夠全面，我的理解是背棄自己的理想，背棄了自己的信念，這無論誰都可以做到，因為有太多的外在因素在改變著人的思想，但是家駒是在此用非常高超的手法隱含的表明了他絕對不會拋棄自己的理想，不會改變自己的音樂信念，哪怕最后到了某一天，因為他的理想而導致只剩下一個人在聽著他的歌，他也會為著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因為，有人理解了他的歌所要表達的含義，而那份理解，就是他最大的欣慰，當然，這種情況是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仍然自由自我永遠高唱我歌走遍千里和上一句正好呼應，兩段詞應該算是設問句類型的吧，在這里家駒就說明了他仍然要堅持自己的信念和理想，永遠的為這個世間去唱，獻出他的關愛，令這個世界更加美麗，他要將他的歌帶向世界，去讓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beyond的精神，他們所唱的含義，是博愛、和平、不息、奮斗、自我、自強……讓那些冷漠的心，變得活躍起來，一起為了開創更美好的明天而努力！

胡宏偉的主要作品

《中國共青團團歌》《長江之歌》《永不隕落的星——雷鋒組歌》《軍旗上最亮的星——六英模組歌》大型歌劇《羽娘》《長江之歌》歌詞你從雪山走來，春潮是你的風采。 你向東海奔去，驚濤是你的氣概。 你用甘甜的乳汁，哺育各族兒女。 你用健美的臂膀，挽起高山大海。 我們贊美長江——你是無窮的源泉。 我們依戀長江——你有母親的情懷！你從遠古走來，巨浪蕩滌著塵埃。 你向未來奔去，濤聲回蕩在天外。 你用純潔的清流灌溉花的國土；你用磅礴的力量,推動新的時代。 我們贊美長江——你是無窮的源泉。 我們依戀長江——你有母親的情懷。 《中國模范生》耗二十余年的精力，跑遍浙江，翻遍1978年之后的報紙，媒體人胡宏偉以他的親身經歷剖析了“中國崛起”的民間答案，集結成這部《中國模范生——浙江改革開放30年全記錄》。 該書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昨天舉行的新書發布會上，出版社的領導介紹，這是該社第一部全面記述浙江省改革開放的書籍，屬于“正史之作”，非常全面地解答了浙江這樣一個自然資源貧乏、國家投入很少的省，如何在過去30年中成為中國最有經濟活力的省。 該書作者胡宏偉大學畢業后，在1986年進入新華通訊社，自此開始目睹、乃至參與浙江變革的幾乎所有過程，“在新華社一年要去三次溫州，當時是非常辛苦的事情，我曾經在52天里跑遍了溫州所有的縣市。 ”胡宏偉說，之所以今天敢寫這樣的書，是因為一直在觀察和研究浙江和浙商，“南存輝的公司資產只有幾百萬的時候我就認識他，有些公司文案還是我幫他寫的。 ”至于未曾親歷的1978年至1986年的歷史，胡宏偉透露，自己曾為此書在某報社的資料室里連續呆了20多天，翻遍了所有的報紙，“1998年以后的文章可以上網查，1998年以前的報紙只能自己去翻看，有些報紙紙張都粘在一起，一撕就破，說明很久沒人看過了。 ”這本凝聚了心血的書得到了丁磊、魯冠球等商界精英的推薦，萬向集團董事局主席魯冠球在推薦該書的文字中寫道，“浙江的實踐告訴我們，思路決定出路，作為決定地位。 《中國模范生》本著激勵我們充分運用自己才能的精神，啟發我們在不斷加快的變革中，重視一些不變的東西。 ”

我想知道"漢唐以后不再有漢唐,但宋以后中國永遠是中國"這句話的深刻含義?

這是《宋：西風凋碧樹》中的最后一個句子，既富有文學色彩又包含有歷史的洞見：宋代文明在中華文化發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趙宋是中國古代最具獨特性的朝代。 三二○年的大宋王朝，兩分天下，一分歸于東京，一分歸于臨安。 一樣的文化昌盛，一樣的武功不競。 盡管陳寅恪先生早有“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的評語，軟弱的軍事，屈辱的外交，這樣的王朝還是難以激起國人心中任何的景仰之情，實在是不奇怪的，于是更加追念漢唐精神。 倒是有些老外對這孱弱的兩宋贊譽有加。 李約瑟說：“談到11世紀（的北宋），我們猶如來到最偉大的時期。 ”而在法國人謝和耐的眼里，南宋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進的國家，中華文明在許多方面，諸如社會生活、藝術、娛樂、制度和技術諸領域都處于它的輝煌頂峰，“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僅僅看作蠻夷之邦。 ”然而這前后輝映的兩個宋，彼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卻先后兩度亡于異族。 先是在女真人的追擊下棄了東京，在“靖康恥”的屈辱中過了長江；后又在蒙元的入侵中，再棄臨安入海，直到夢斷崖山。 這聽起來像是一個悖論。 大宋帝國滅亡了，“第一次被異族統治的中國卻像一所被人打開了大門的學校，以無與倫比的燦爛文明和博大胸懷教育和融會了所有走進這個光輝殿堂的人，正是宋代的獨特精神奠定了中國世界從此以后的長期統一和穩固。 ”南宋的滅亡，使處于近世早期的中華文明的進程遭受沉重打擊，然而仍有一些宋文化的特殊因子頑強地生存下來，深植于中華文明的肌體當中，成為國民性格的一部分。 早在一個世紀以前，嚴復就說過：“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 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 ”此后賀昌群亦有言：“自近古以來，中國人之文弱性，與中國民族之生活方式、社會思想，無論優劣得失，大抵皆淵源于宋。 ”宋代留給了后人最為豐富的歷史遺產，而作為世界上最為廣土眾民、科學技術最先進的國家，卻始則包羞忍辱，終不能保家衛國，它留給我們的教訓也最為深刻。 《西風凋碧樹》——據作者所言，原擬名為《西風碧樹——大宋帝國的衰亡》，是一部探求大宋帝國衰亡病因，思考教訓的通俗歷史文學作品。 與本系列叢書的其他三部從王朝晚期歷史切入的寫法不同，本書跨越兩宋三百多年的歷史軌跡，從大宋開國之前的五代喪亂開始講述自己的故事，全面展示一個盛世文明的生長與凋零的歷史。 應該說這是頗具史家眼光的選擇。 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具有較強穩定性的結構，歷代王朝的盛衰變化走的都是大致相同的軌跡。 在前朝廢墟之上的王朝重建，雖不乏艱難，卻易于見功，故盛世多見于初期；而多數王朝的沒落也幾乎都有大致相同的衰亡圖景，諸如主暗臣懦，外戚專權，宦官當道，士大夫無恥；政治腐敗，民困財盡等等，最后導致一個辭舊迎新的解決方式的出現。 然而大宋帝國的衰亡卻還自有其特殊的內在原因。 站在后知者的立場看，帝國開國伊始的創法立制在撥亂反正、開創一個全新局面的同時，即早已伏下了衰亡的因子，而其根源正在五代。 公元九六○年，在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之后，后周大將趙匡胤不動聲色之間完成了周宋禪代，化家為國。 五代武人專政的“極亂之世”，后周恭帝孤兒寡母的教訓都使得新政權面臨著巨大的壓力。 如何結束晚唐以來的割據，扭轉武人政治的局面，興致太平，使本朝延年益壽，避免成為五代之后第六個短命朝代，成為擺在趙宋君臣面前的首要問題。 正是在此背景之下，趙宋初期采取了一系列的有針對性的政治、經濟、軍事改革措施，調整了君臣關系、中央與地方關系、文武關系。 所有設置的核心原則是以防弊之政為立國之法。 以防弊為核心的這一套創法立制被后人進一步闡釋為“祖宗之法”，成為趙宋立國的基本國策。 以防弊之政為立國之法的種種措置，在當時的確起到了在于保證政治格局與社會秩序穩定的作用，但同時也留下了種種隱患，這種種隱患在此后的對外戰爭中日益暴露。 趙宋承五代喪亂之余，立國元氣本已先天不足，又遭遇遼、夏、金、蒙元等前所未有之強鄰，軍隊建設對于帝國有著特殊的重要性。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以軍事起家，自始即注重國防，又養兵百萬的國家，偏偏在軍事上無所作為。 同遼、夏作戰的連續失利以及此后盟約的簽訂，加劇了宋朝的內向性格。 而防范武人這一條祖宗家法，在宋室南渡初期曾因迫于形勢不得不做了一些改變，韓世忠、岳飛等大將得以各專一方，且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南渡的小朝廷在經過了數年倉皇之后，終于在東南半壁背海立國，站穩了腳跟。 于是防范武人的家法重新祭起，岳飛難逃一死。 文武之間的傾軋直到南宋的滅亡，朝廷的重文輕武甚至成了許多將領降元的借口。 養兵百萬，而不免自貶為至弱之國。 帝國政治、軍事上的種種流弊，君臣上下并非不知，因此從仁宗開始，興起了以士大夫為主體的政治革新運動——作者形象地稱之為“帝國的拯救運動”。 本書對改革運動的發展、變化以及運動的主體士大夫集團的分化做了很好的敘述與分析。 范仲淹發起的慶歷新政在“朋黨”的攻擊聲中無疾而終，更為可悲的是王安石的變法在宋神宗、王安石之后竟然從最初的政見之爭一變而為意氣之爭。 “原則爭辯一旦成為快意恩仇，人身迫害也就不可避免。 一貫溫和而講究仁義的本朝政壇，意氣紛紜之外，又從此沾染上了血腥之味。 ”到了徽宗和蔡京的時代，新法完全成為了黨同伐異、消滅異己的工具。 而王安石和他的新法直到南渡之后仍在為北宋的亡國背負罵名。 有學者曾有妙喻：“宋王朝的覆滅乃是出于‘自殺’而非‘他殺’。 ”對外戰爭的屢屢失敗，改革運動的先后流產，權臣的相繼出現，都或多或少與宋帝國防弊有余而進取不足的祖宗家法有關。 但這決不意味著宋文化本身從其出現之初即天然包含著走向衰亡的因素。 公正地說，中華帝國的宋代這屆政府在絕大部分時間里做得都不壞，它杜絕了歷史上很多變態政治的再現，催生了很多新生的經濟文化事物。 然而在冷兵器時代，軍事力量，而不是經濟或者文化，才是導致政權更替的決定性因素。 一個國家，一個文明的存亡往往只取決于一場戰爭的勝負。 誰又會預料得到會有一個更強大的蒙元政權的出現呢？在那個蒙古鐵騎踐踏歐亞的時代，南宋帝國早已經身不由己，它的隕落只是個時間問題。 因此，我也很難認同作者的如下論斷：“在中國上歷史，從沒有哪一個王朝像大宋帝國那樣，在一開始就彌漫著衰亡的氣息，讓人感到壓抑、悲憤和失望。 ”新鮮、活潑的宋文明遭遇了原始、強悍的草原帝國的崛起，我們只能相信，人類歷史的步伐并不總是直線前行。 類似的論斷在本書中同作者那些精彩的敘述和剖析一樣不難發現。 文學性的描繪同歷史性的判斷須得有一種契合的方式方可相得益彰。 歷史與文學的寫作雖道不同，但他們卻有可能在通俗歷史作品的寫作中達到相對完美的結合。 然而這絕非易事。 因為兩者的結合不但不應該削弱任何一方的寫作水準，而且還需要歷史與文學上的雙重評判標準。 真正能像某著作的廣告詞所說的那樣，把歷史寫得比小說還好看，是一種境界。 本書這兩方面都做出了相當的努力。 詩化的標題和文學化的描述之下所展現出的兩宋興亡史，別具一番魅力。 作者更沒有忘記自己的作品所應具有的史學關懷，而希望能具有史家的嚴肅和深刻。 在行文中我們到處可見作者對于歷史人物和事件的獨到的闡釋和精彩的剖析。 例如，王安石同他的新法的歷史地位幾經浮沉，近來更是有毀多譽少之勢。 作者在分析了新法的利弊后則明確指出，王安石的新法確實存在偏差，“偏差有時甚至會帶來一時的災難，但卻不能因此而否定任何一種具有進步意義的改革。 ”而司馬光上臺后，“已經完全失去了舊日持正謹慎的面目，變得狂躁沖動，峻急嚴厲，不遺余力地從事著有生之年最后的事業。 ”對新法的廢罷“誰也沒有想到他會作得如此堅決，如此迅速，如此義無反顧。 ”司馬光昔日的盟友如蘇軾、范純仁等人的反對也證明了作者分析不誤。 作者進而指出司馬光如此做法的原因在于其報復心理，這真是誅心之論。 出于一己的報復心理而使新法從政見之爭激為意氣之爭，讀來令人唏噓不已。 又如作者對徽宗、蔡京以及高宗、秦檜這兩對君臣契合的典型事例的分析亦不落俗套。 蔡京、秦檜能夠各自操持國柄數十年，主要的不在于他們的蠱惑和擅權，而是在于善于奉迎。 “蔡京的需要其實就是徽宗天子的需要。 ”蔡京迎合了徽宗的個人趣味，而秦檜則迎合了高宗求和的心理，“假如高宗是一位好戰的天子，秦檜一定也會努力把自己打扮成以雪恥興復為己任的志士。 ”作者說出了這兩對君臣遇和的秘密。 宋代的祖宗家法是不允許出現獨擅國柄的權相的，蔡京、秦檜的權力須臾離不開皇帝的支持，所以兩位的擅權并不反映傳統的君相之爭。 徽宗即使在禪位之前，皇權也從來沒有旁落過。 類似事例尚多，不能遍舉。 作者的許多分析未必都立論堅實，但獨特的視角使其能想別人所未想，給人以啟發，使讀者感受閱讀的快感，而這也正是個人讀史的魅力所在。 不過本書讀來個人感覺仍有兩點稍嫌不足的地方。 一是材料相對偏少；一是細部描寫不夠。 一些本屬通俗文學作品可以一展所長濃墨重彩描寫的人物、故事，多被虛化為假定讀者已經知道的知識背景而存在；相對的則是議論、抒情偏多。 立足于較少的材料，而作過多的推演的，很容易流為自說自話。 就文學而言，會影響到故事的豐滿，就歷史而言，會影響其立論的深刻，使一些感情色彩強烈的評論、剖析變為空洞的感慨。 在著作的其他地方，我們也看到十數字的對話（故事情節）引發數十言的議論、感慨之處屢見不鮮。 如果不是這樣而是相反，我想效果會更好一些吧。